人生总有些时刻，让心跳突破平静的节奏。作为功勋卓著的爱国科学家，钱学森一生有说不完的传奇，享有太多的高光时刻。然而，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，他一生中最心潮澎湃的时刻却并非在那“功成名就时”。
1991年10月16日，北京人民大会堂。当钱学森接过“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”荣誉证书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时，这位让美国人惊呼“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”的科学巨匠却表示，自己“并不很激动”。那一瞬，满座皆惊，目光凝固。钱学森平静地继续说道：“因为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。”
1955年，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即将回国。临行前，他将自己的新著《工程控制论》和一大本讲物理力学的讲义送到恩师冯·卡门手中。彼时74岁的冯·卡门，已是世界航空航天领域杰出的科学家。他翻着书页，慨然叹道：“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。”
那一刻，钱学森激动极了。他激动，不是因为超越了权威，而是因为“为中国人争了气”。这份激动，源于他刻在骨子里的民族自尊。他放弃美国优渥的待遇，历经5年软禁也要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，正是为了证明“外国人能造，中国同样能造”。
1959年11月12日，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。得知消息后，他“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”。一个早已名满天下的科学家，为何会因“入党”而彻夜难眠？看看他的入党申请书就知道了——“我回国近三年来受到党的教育，使我体会到党的伟大，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目标的伟大，我愿为这一目标奋斗并忠诚于党的事业。”
这次让钱学森激动的，是信仰有了归宿，是人生定了方向，是从此更须以共产党员标准立身行事。他襟怀坦荡、光明磊落，不谋私利、不图虚名，主动请辞院长改任副职，潜心科研不问仕途；拒绝“导弹之父”“航天之父”的光环，始终把成就归于党、归于集体。他身居高位而不骄，功勋卓著而不傲，严于律己、廉洁奉公，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本色。
1991年的一天，已获得无数荣誉的钱学森看到王任重为《史来贺传》写的序言。序言里说：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、焦裕禄、王进喜、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。读到这一段话，钱学森流下了激动的眼泪。
雷锋是普通战士，焦裕禄是基层干部，王进喜是石油工人，史来贺是农民——他们都是一线劳动者，是新中国最朴素的建设者。钱学森激动，是因为自己被列入了群众的队伍，“能跟他们并列”，而不是在一个单独而特殊的行列里。他自豪地说，“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，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”。
习主席强调：“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。”钱学森的三次激动时刻，犹如一幅精神地图的三个坐标。当我们沿着这条坐标轴线回望，看到的不仅是一位科学泰斗的奋斗足迹，更是一位优秀共产党人应有的政绩观、事业观、名利观。
为党分忧、为国效力、为民尽责，正是“党员”二字的分量所在、职责所在。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，摆在我国面前的艰难险阻还有很多，摆在党员干部面前的诱惑考验还有很多。当我们被名缰利锁捆住手脚时，被蝇头小利消磨斗志时，被荣誉光环迷醉双眼时，不妨回想一下钱学森这三次无比激动的时刻，它应是最好的清醒剂与镇静剂。